“琮王”上的“神徽”，陶罐上的12个符号，老祖宗还有多少秘密藏在这里

中国的(de)新石器时代，有一处文明遗址，以玉器的使用和随葬为(wèi)最主要特征，包括大件的玉琮、玉钺和玉璧等。这就是良渚文化。 良渚文化是距今5300年至4300年期间、在(zài)长江下游环太湖(tàihú)地区发展起来的史前文明，如今共发现500多处遗址，以(yǐ)良渚遗址附近的莫角山为中心区。良渚遗址出土的文物，如今主要存放在位于浙江省(zhèjiāngshěng)杭州市的良渚博物院、浙江省博物馆等机构中。 良渚博物院展览面积4000余平方米，展出良渚文化(wénhuà)时期(shíqī)玉器、石器(shíqì)、陶器和漆木器等各类珍贵文物600多件(duōjiàn)（组）。博物院展览依托“水乡泽国”“文明圣地”“玉魂国魄(guópò)”三个展厅，展示了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的考古成果、遗产价值，体现了良渚文明在中华文明“多元一体”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贡献 图据：良渚博物院 良渚玉器的精致程度足以证明(zhèngmíng)：在距今五千年前，华夏先民的文明已经达到了怎样的高度(gāodù)。 沉睡数千年，良渚遗址被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(niánqīngrén)唤醒。 1936年冬，浙江省立(lì)西湖博物馆（今浙江省博物馆前身(qiánshēn)）馆员施昕更，在家乡良渚周边的(de)田野阡陌之间终日埋头调查，独自发现黑陶、石器等大量古物。第二年春天，他邀请发掘过殷墟的董作宾、发掘过城子崖遗址的梁思永等当时一流的考古学家来到良渚参观，良渚得到刚刚萌芽(méngyá)的中国考古学界(kǎogǔxuéjiè)的肯定。 1938年，投笔从戎的施昕更一边在浙南参加(cānjiā)抗战，一边继续考古整理(zhěnglǐ)，使得五万余字、一百余张图片的《良渚（杭县第二(dìèr)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）》得以在战乱下的上海出版。这本正式发掘报告，确认(quèrèn)出土的黑陶和石器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。 良渚文化陶鼎。夹砂红陶，底部(dǐbù)为三鱼鳍形足，外表黑色发亮 虽然施昕更于两年(liǎngnián)后去世，生前也始终认为良渚只是龙山文化的(de)一支，但“良渚”的名字却就此长期存在于考古学界的视野中。1959年，考古学家夏鼐(xiànài)正式将这一长江下游地区(dìqū)的文化命名为“良渚文化”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良渚文化的精彩逐渐(zhújiàn)浮出水面。从1973年发掘苏州草鞋山墓葬开始，良渚周边的墓地相继出土大量丰富(fēngfù)精美的玉器(yùqì)，玉器由此取代黑陶成为良渚文化的名片。 龙首纹(wén)玉镯。直径8.2厘米 1986年，当良渚(liángzhǔ)被施昕更发现五十周年(wǔshízhōunián)时，考古学家在遗址上找到了良渚文化最显贵(xiǎnguì)的墓葬。反山和瑶山墓葬的发现及发掘，号称“琮王”等超规格玉器的出土，再一次震惊学界和世界。 良渚终于显示出了它独一无二的(de)魅力(mèilì)。2018年，“良渚古城遗址”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递交了提名申请，成为中国(zhōngguó)第一个申遗(shēnyí)的新石器时代遗址。2019年7月，良渚遗址正式进入世界遗产名录。 以“玉”为特色的良渚文明，并非长江下游最早的玉文化(wénhuà)中心，距今5500年(nián)左右的安徽巢湖凌家滩文化才是。从凌家滩文化开始(kāishǐ)，渐渐开始了“玉石分野”：玉，不再是笼统的“石之美者”，而是(érshì)专指软玉。但(dàn)凌家滩文化的玉石分野还不十分明显，因此既有软玉的玉龙，也有重达88公斤的玉石猪。 但到了良渚文化时期(shíqī)，玉和石的(de)(de)区别更分明了。玉石未分野之前，玉器的价值更多体现在制作技艺上，材质本身(běnshēn)的价值并不突出。从玉文化的角度而言，良渚的兴起可理解为先民继续寻找更好玉质材料(cáiliào)的尝试过程。最终良渚出产的最好的玉器、最好的玉石材料和制玉技艺，都体现在良渚贵族的墓葬中。 而这之中的重中之重，无疑是(shì)玉琮。 “琮”是(shì)《周礼》所记载用以“礼天地”的“六器”之一，而目前最早的考古出土实物资料，就是见于良渚文化。良渚玉琮(yùcóng)大体上(dàtǐshàng)可以分作两类：一类被称为“镯式琮”，其外形和手镯(shǒuzhuó)相似；另一类即典型外方内圆柱状的琮。 镯式玉琮，1987年瑶山遗址(yízhǐ)出土 这两类(liǎnglèi)玉琮共同的特点是表面都刻划有神人兽面为主题的图案，并且大多对称排列。镯式琮往往比较矮，通常只有一节至多两节(liǎngjié)的纹饰；而方柱状琮则高矮不等(děng)，纹饰从一节到十数节不等。 简化神人纹玉琮。高10.2厘米(límǐ)、射径22.5厘米、孔径(kǒngjìng)1-1.1厘米 1987年，在反山遗址12号墓中(zhōng)出土6件玉琮，其中5件玉琮大小、高低、节数稍有区别(qūbié)，位于墓主胸腹位置；剩下(shèngxià)一件(yījiàn)玉琮位于墓主头部附近，是已发现的良渚玉琮中雕琢最精美、品质最佳、体量最大的玉琮，所以被誉为“琮王”。 “琮王”内圆外方(nèiyuánwàifāng)，中部贯穿，高8.9厘米、直径16.5~17.6厘米，重达(zhòngdá)6500克 图据：ICphoto 在发现玉琮(yùcóng)王之初，考古人员并未过多(guòduō)关注玉琮上的细节。其被送往文物库房进行编号、拍照之后才发现：玉琮王上竟(jìng)刻画着头戴羽毛发冠、骑在神兽之上的“神人兽面”图案。 图案的主体为“神人”，面部呈倒梯形，眼睛、鼻子、牙齿都非常写实。“神人”头上还戴有(yǒu)高耸的羽冠(yǔguān)，内层刻有连续卷云纹的帽饰，外层为放射状羽翎大冠。“神人”的肢体(zhītǐ)都以阴纹细刻而成，上肢作抬臂、弯肘状，五指平张。“神人”的身下是一只伏(fú)在地上的神兽，外框有椭圆形(tuǒyuánxíng)的眼睑(yǎnjiǎn)，之间以桥形凸面相连，有鼻梁和鼻翼，阔嘴内有尖利的牙齿。 神人兽面纹(wén)（局部） 图据《文明的曙光：良渚文化文物精品集》 这个图案(túàn)，是良渚文物中(zhōng)细节(xìjié)表现最多的一个，常常也被(bèi)称为“神徽”。北京大学教授秦岭认为，这个图像到底是什么，很难从后代文献中去简单回溯早期(zǎoqī)的思想观念，“《说文解字》中，‘灵’字条下释巫为‘以玉事神’，或许良渚的权贵们，这些制玉用玉的特殊社群，正是‘以玉事神’的最早的巫觋。” 玉琮之外，还有玉钺。长江下游地区是中国史前石斧(shífǔ)、石钺最为发达的地区，发展到(dào)良渚文化(wénhuà)的时候，石斧已经基本脱离了生产的实用功能，与玉琮、玉璧一起构成了用玉制度的核心，是显贵者阶层特定身份地位的玉质(yùzhì)指示物。 双孔玉钺，1986年反山遗址(yízhǐ)出土 玉钺在良渚文化中数量不多，一般仅见于等级(děngjí)最高的男性墓葬中，而且一座墓基本上只有(zhǐyǒu)一件。它的普及率要低于玉琮和玉璧(yùbì)，这或许也反映出它的意义确实不同凡响。 在良渚的一件陶罐上，其肩部及上腹部刻有亦图亦文的12个符号，李学勤教授称其为(chēngqíwèi)“前所未见的珍品”。它即便不算(bùsuàn)正式严格(yángé)意义上的文字，也是文字的前身。 刻符黑陶罐。因出土于(yú)河沙中，故器表面呈锈红色 无论玉器还是文字符号，都显示良渚文化(wénhuà)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。但(dàn)距今4300~4000年时，良渚文化却悄然消失。后继的(de)马桥文化无论是农业经济、玉器还是聚落形态，都无法(wúfǎ)和良渚文化相比，呈现出明显的倒退。 关于良渚文化的消亡，学界(xuéjiè)提出多种理论解释，诸如洪水说、农业恶化说、瘟疫说及(jí)社会资源耗尽说等等，但至今尚无定论。 作为与安徽凌家滩文化、辽宁红山(hóngshān)文化齐名的中国史前(shǐqián)三大玉文化之一，良渚文化在华夏文明史上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先民(xiānmín)的智慧和心血，寄托于精美的玉器中长存，也令后人钦佩仰望。 文 启凌 编辑(biānjí) 苏静 （下载(xiàzài)红星新闻，报料有奖！）